從巴黎到馬德里，從斯德哥爾摩到雪梨，從華沙到開普敦…她們捲起袖子，在政治圈打滾，努力讓城市的生活環境與經濟更美好。她們是地球上少數的女市長，同時也身兼母親與妻子等多重身分。ELLE特別專訪這些不平凡的女人，聊聊她們的工作和所生活中所面臨的挑戰。她們用實際行動證明，女性不但可以從政，而且可以做得比男人更好！
TEXT/ FRANCOISE-MARIE SANTUCCI、GENEVRA LEEK、SOPHIA GENITZ、EMILIE GAMBADE、BENEDETTA POLETTI、MARTA KRUPINSKA AND MARTA SZAREJKO
法國巴黎市長Anne Hidalgo：一切限制都來自於自己
ELLE：你是如何踏進政壇的？
Anne Hidalgo（以下簡稱A.H）：我來自西班牙移民家庭，我的工人父親和裁縫母親非常希望我能夠出人頭地。1993年社會黨在議會選舉中失利後，我對自己說：別站在場外說風涼話，如果你希望某件事情發生，你就立刻採取行動，讓你的聲音能夠被聽到。
ELLE：你面臨過最大的挑戰？
A.H：在社群網路當道的時代，有時候會有一種自己好像正在演出一場真人實境秀的錯覺，得到這個角色的原因是因為你長得不錯，或是恰好拿到了試鏡機會。
ELLE：你的城市存在哪些問題？
A.H：第一個問題是兒童托育服務。我們必須建造更多托兒所，幫助父母分攤育兒重擔。第二個挑戰是為兒童提供課外活動機會，因為很少有全職父母能在4點30分接孩子下課。經濟獨立對女性也非常重要，我們一直在幫助那些沒太多技能、因生小孩辭職或失業的女性。我們還注意到創業女性更難獲得貸款和指導，所以設立了專為她們打造的企業孵化器「巴黎先驅計畫」。 我們也很關注生育健康問題，包括避孕、愛滋病防治，以及女性面臨的暴力問題，還為女性和孩子專門設置了收容所。
ELLE：你與男性市長的不同在於？
A.H：在市會議上，我們討論了一些在政治場合中不常被提出的「女性」話題， 比如育嬰服務和女性家庭暴力。
ELLE：你的施政重點是甚麼？
A.H：無論是在基礎建設還是水資源方面，能源轉換如今是關鍵的經濟驅動力。Melanie Laurent有一部非常精彩的環保電影《明日進行曲》，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我們所面臨的環境挑戰。
ELLE：你做過最困難的選擇？
A.H：很幸運的是，我從未感覺到罪惡感。當孩子們小的時候，在托兒所、學校和辦公室之間奔波的經歷令人心力交瘁，尤其孩子生病時，你得無比緊張地匆匆離開辦公室……經歷過那一切的時候，我總是對自己說：「如果你能享受生活，不那麼苛求自己，不給孩子留下你為他們犧牲而無法實現自我的印象，這也能讓他們得到一種自由。」女人必須停止這種罪惡感，也不要把罪惡感轉嫁給孩子。
ELLE：你收過最好的建議？
A.H：這是法國作家Francoise Giroud說的：「女士們，永遠不要停止質疑生活，否則你永遠不會達成自己的目標。我們的經驗與男性不同，這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
ELLE：你會給當下年輕女性什麼建議？
A.H：女性需要有人為她們敞開大門。在我成為勞工部長以後，我一直很享受自己必須承擔的各種責任，但因為我是個年輕女性，我不得不面對各種性別歧視和男性沙文主義，雖然那時已經有先鋒女性為我們開拓了道路，但我依然需要自己去打開許多扇門。我總是相信：只要我想，我可以實現任何目標。世上沒有限制，一切限制都來自於自己，並且取決於你是否行動。障礙就是用來被清除的！
ELLE：如何在壓力中保持冷靜？
A.H：運動。在不怎麼順心的日子，我會叫來同事，一起聊天大笑，找點樂子，罵罵人，然後什麼就都好了！
澳洲雪梨市長Clover Moore：抓住機會，就繼續幹吧！
ELLE：你是如何踏進政壇的？
Clover Moore（以下簡稱C.M）：一切都在計畫之外。我原本住在倫敦，倫敦政府提供了非常好的遊樂設施、公園和托兒所。但回到雪梨之後，我發現一切糟糕透頂，我所習以為常的服務完全不存在，所以我決定發起一場請願，儘管在那之前我沒有任何政治經驗。我建立一個小型社團、一個素食俱樂部和一個嬰兒保姆俱樂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這些組織，在南雪梨政府選舉前，他們給我打了電話。我和丈夫討論後決定我應該參與這次選舉。
ELLE：你面臨過最大的挑戰？
C.M：我決定以獨立議員身份參與選舉。整整6個月，每個週末我都會去拜訪社區裡的住戶，有時他們會表現出很強的敵意。另一挑戰是我所代表的地區面臨非常嚴重的毒品濫用和毒品交易問題。我推動了監管委員的動議，幫助癮君子獲得治療。最終我們從政府層面做出了最深遠的改革。
ELLE：誰是你的偶像？
C.M：德國總理梅克爾。她在對抗氣候變遷和接收難民的態度非常令人尊敬。
ELLE：你的城市存在哪些問題？
C.M：交通壅堵和房價高漲，還有貧富不均。
ELLE：澳洲女性面臨的最主要問題？
C.M：現在女性所面臨的問題，跟20年前的情形並無太大差別，比如可以負擔的兒童育嬰服務——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經費和補助幫助女性擁有這些資源，城市應該提供更多可居之處。其他女性問題包括家庭暴力、貧困、失業和同工不同酬。可負擔得起的房屋也是一種基本人權。除非你把這些基本人權問題都解決，否則很難去談所謂機會或是人生發展。
ELLE：你與男性市長的不同在於？
C.M：我認為女性應該更加強大，但不是更像男人。對女性來說這個世界總是
更加困難一些，我們不僅僅得做好自己的事，我們還得做得更好。我們的國會完全由男性掌控，這是一場遊戲，女性應該玩得更加認真些。
ELLE：在家裡你和先生如何分工？
C.M：要不是因為有一個無比支援我的伴侶，我是無法從事這份工作的。
ELLE：你做出最困難的決定是？
C.M：你必須做出犧牲，犧牲自己的收入、自己的社交生活，但如果這是份非常有意義的事業，那又不算是一種犧牲。你新交的朋友或是新建立起來的社交生活也會圍繞著你，分享共同的信仰。這是一種不同類型的生活。
ELLE：你收到過最好的建議？
C.M：我的母親常常會說：「就繼續幹吧。」
ELLE：你會給當下年輕女性什麼建議？
C.M：抓住機會。
南非開普敦市長 Patricia De Lille：敢於與眾不同，敢於挑戰刻板印象！
ELLE：你是如何踏入政壇的？
Patricia De Lille（以下簡稱P.D.L）：我成長於一個種族歧視嚴重的社會，但我的
父母總是告訴我，世界上只有一個種族：人類，我們不願意把任何人稱為「白人」或是「黑人」。直到1976年國家爆發了起義，南非警察以暴力鎮壓、屠殺年輕人和孩子。所以我從1976年開始涉足政治。因為自由運動不受允許，一切都得在暗中進行，我不得不加入了一個被國家禁止的組織，差點被送進監獄度過十年。
ELLE：你面臨過最大的挑戰？
P.D.L：在討論如何從種族隔離轉變為民主政治的時候，我是團隊中的唯一女性。我同所有男性領導人坐在一桌，他們會敲著桌子說：「我要這個！」在媒體報導中，那被形容成：「他們充滿力量！」當我做同樣事情的時候，媒體卻說：那個女人真是咄咄逼人。」在日常生活中你都得面對這樣的成見。對我而言，生活中的最大挑戰是你敢於與眾不同，敢於挑戰刻板印象，並且告訴所有人，女性不但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ELLE：你與男性市長的不同在於？
P.D.L：男性通常會喜歡組織委員會，然後開會，但我討厭開會，那是浪費時間。
ELLE：你如何平衡職業和家庭？
P.D.L：你必須找到平衡，這對我至關重要。我的丈夫3年前不幸遭遇了兩次中風，作為妻子和母親，我也得找到個人生活的時間。有時你只希望能靜靜獨
處，所以我愛步行，只是為了能和自己相處。
ELLE：你做過最困難的決定？
P.D.L：生活的成就也意味著犧牲，對我而言，我的犧牲不幸是家庭。我總是承諾他們在退休後一定會加以補償。在家裡我不做什麼，睡覺、和狗在一起，他們負責管家和付清帳單，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銀行帳戶裡到底有多少錢。他們為我做了一切。兩周前我失去了母親，她過去常常會說，為了和我見面她得提前預約，她在電視裡看到我的次數遠遠多於現實生活。
ELLE：你收到過最好的建議？
P.D.L：父親總是告訴我：你必須說實話。如果你撒謊你就只好記住自己的謊言以後不斷重複。但是如果你說的是事實，一切都會變得很自然。
ELLE：如何在壓力下保持冷靜？
P.D.L：步行、在旅行的時候閱讀。過去13年裡我都堅持打高爾夫，那也非常有幫助。在一片綠意中行走，電話保持關機4個小時。有些時候你只是需要走開，我會躲進浴室，坐在那裡深呼吸5到10分鐘。
西班牙馬德里市長 Manuela Garmena：做一切我可以做的事情，對生活說Yes。
ELLE：你是如何踏入政壇？
Manuela Garmena（以下簡稱M.G）：一群朋友把我拖了進去！但那時我也意識到政壇中的女性實在寥寥無幾，無法代表我認為女性政治家應有的地位。
ELLE：你面臨過最大的挑戰？
M.G：我之前是一名法官，這意味著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保持公正。這是我的背景，也是我希望能夠為政壇帶來的貢獻。
ELLE：誰是你的偶像？
M.G：並沒有，我只想做自己。當你跨入72歲，你已經擁有了相當的人生經歷。我曾經在非常有權力的機構中工作，這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出眾且鼓舞人心的人物。
ELLE：你的城市存在哪些問題？
M.G：不負責任的工程和公民責任感的匱乏，城市的衛生狀況也不理想。我知道許多城市也許更糟糕，但是我真的希望馬德里能夠變得更加乾淨。我們一直在大力宣導公民不在街上亂扔煙頭，我們提供了許多煙灰缸，以此來引起公眾的注意。
ELLE：你與男性市長的不同在於？
M.G：在我工作過的機構中，女性獲得權力後的行為與男性並無不同。她們模仿男性，忘記了自己是誰，我沒有見到太多創新。她們會試圖保護自己的家庭生活，但那是所有職業女性都一直在做的事情。如果她們能將自己的各種角色融合，把關愛帶進公眾領域，那會是對政治機構的極大改變。
ELLE：你們城市的環保策略？
M.G：減少廢氣排放是我們的清晰目標。我們已經重新明確了規章制度，正在盡一切力量在所有領域達到C40所建議的指標。
ELLE：你如何平衡職業和家庭？
M.G：事實上真的不太容易。無論你多渴望，你都無法讓每個人滿意，這感覺好像是所有臉書上的朋友都是真朋友，你得抽出時間分配給他們每個人，但是你做不到。當你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儘管可能只是工作上的關係，你也必須維護，至少從情感層面。
ELLE：你做出最困難的選擇？
M.G：做決定對我並不那麼艱難，也許這是個性缺陷，但是我總是會很快做出決定。之後我確實也會思索那是否是正確的選擇，但至少那時我已經超越了那個節點。
ELLE：你收到過最好的建議？
M.G：年輕時候我在雜誌上讀到了一封寫給十四五歲年輕女孩的信：「年輕的女孩們，請說Yes ！」拒絕會讓你無法體驗到生活最豐盈的狀態，我相信這一點。我曾經生活在一個充滿限制和恐懼的時代：別做這個，別做那個。所以我開始問：為什麼不？享受生活、學習事物、敞開心扉、勇於實踐，做一切我可以做的事情，對生活說Yes。
ELLE：你會給當下年輕女性什麼建議？
M.G：努力改變你的周圍環境、為所有人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絕對是一種了不起的體驗，能給你帶來莫大的幸福感。
ELLE：如何在壓力下保持平靜？
M.G：我已經72歲了，我知道自己是誰。我是個非常平靜的人，從不發怒。有時在壓力下我會哭泣，但是我不會提高聲音或是反應過激。
波蘭華沙市長 Hanna Gronkiewicz-Waltz：如果你真的確定某件事，那就放手去做
ELLE：你是如何踏入政壇？
Hanna Gronkiewicz-Waltz（以下簡稱H.G）：我的父母曾經是自由歐洲和自由電臺的愛好者，所以我也受到了影響。還有我的祖母，她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革命，她給了我許多人生建議，在那些艱難的時刻，與其落淚不如為自己彈奏一曲。她告訴我：「除非你丟了命，否則總是可以從頭再來。」
ELLE：你的城市存在哪些問題？
H.G：協調不同團體的利益。這個城市充滿著利益衝突，有時甚至達到尖銳程度。我必須找到讓所有人滿意的方案：自行車愛好者、駕車人士和行人，希望擁有平靜生活的居民和餐館、酒吧老闆……。
ELLE：你與男性市長的不同在於？
H.G：性別有一定影響，但我並不想過於誇大。我關注托兒所和幼稚園是因為我的母親和外婆都曾經非常熱心於女性就業，她們教會我女性應該經濟獨立。我也相信唯有通過良好的組織機構，女性才可能平衡她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所以我鼓勵女性休完產假後回到工作崗位。
ELLE：你們城市的環保策略？
H.G：我們在公共交通上投資了600萬歐元，建立了自行車租借體系和共乘服務，很快華沙市中心會開展租車服務。我們的目標是擁有更新鮮潔淨的空氣，並且會用行動捍衛這一目標。
ELLE：你如何平衡職業和家庭？
H.G：對我而言這並不那麼困難，因為我只有一個女兒，還有一位了不起的丈夫。
我的婆婆每週會來幫兩次忙，還有社區服務。我的丈夫總是非常願意照顧女兒，他說：「聰明男人都會照顧孩子。」
ELLE：你收到過最好的建議是什麼？
H.G：大概是柴契爾夫人說過的話：如果你真的確定某件事，那就放手去做。
ELLE：如何在壓力下保持平靜？
H.G：我相信適當的壓力對我是種幫助。我記得在學校裡念書的時候，如果老師並不那麼嚴格，那麼通常在他的考試中我拿不到A。如果老師特別嚴苛，我會主動學習並且更加努力。我相信做好準備是減少壓力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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