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見到王柏傑，他正和張孝全聊著在片場吃檳榔入戲的日子，他是兄弟裡話比較多的；這次一個人在攝影棚，才發現私底下的他有另一種沉穩魅力。王柏傑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獎以《疫起》中的「夏正醫生」拿下最佳男主角，也入圍了第60屆金馬獎。他褪下綠色手術服、穿上深V襯衫，卻有別於《華燈初上》中「亨利」的性感，偶爾踮腳的小動作還讓人憶起了他在《九降風》裡的少年感。我問他在得知自己入圍金馬時的情境，他說：「當時在吃火鍋，心情是『放鬆』多過於興奮，就是還好有入圍的感覺！因為真的很感謝導演跟我們監製耀華姐，其實我在開機前5天舊傷復發，一度跟他們說可能演不了了，要不要考慮換人，因為我怕拍到一半又痛起來；感謝他們還是堅持相信我，然後賭一把。」
《疫起》的劇本取材自2003年台北和平醫院爆發SARS群聚感染的封院事件，真實呈現了危急時刻的決策失誤和人心徬徨，卻也細膩刻劃了人性中最柔軟、最純粹的善與愛。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平日裡最散漫、最毒舌的那位，竟在關鍵時刻履行了醫者使命；我們無法體會當年那些醫護，無論是否符合社會期待的「選擇」，需要多少衝動和犧牲，但我們透過王柏傑去揣摩這位難以定義好壞的醫生角色，他說：「我跟導演其實想了很多，因為人性是這樣子，一開始的『夏正』可能和敬驊、婕如的角色一樣，很熱血、很有衝勁，但可能這10年來他遇到醫療糾紛，他被告，他在醫療體系裡『被迫社會化』，10年後變成了現在這個夏正。你說他自私過，但他也不是自私，他有家庭要照顧，有小孩。」王柏傑回憶起在做田調時，和當時在和平醫院的醫生有聊天，「其實你可以感受到，就算過去了20年，他內心的那個傷痛，到現在還是沒放下來。那個東西，只有他們曾經在裡面的人，才可以理解。」
但後來《疫起》的片場真實復刻了20年前的封閉和壓抑，因為Covid-19疫情還是侵襲了這裡。王柏傑回憶：「當時很多經歷，我都覺得很沉重，每天進去我們都要快篩，然後只有演員不用戴口罩，但大家都很怕確診的狀態。對一個演員來說，這些沉重反而幫助了表演，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劇組是這麼嚴肅，不是刻意，而是每個人都想把當下最真實的一面，給大家看到。」我問他覺得最需要突破的一場戲是？他回答：「最難演的還是手術！手術的戲真的難做，我只能自己在家多練。我們一起練習的時候會用豬的內臟什麼，但我在家不可能這樣，因為太臭了！我在家只能看影片，用想像的。手術戲拍攝只有三天，所以一直在很高壓的環境……」，我接著說還很臭，王柏傑大笑，「不會臭啦！真實拍攝的時候就沒有放豬內臟，是一些矽膠道具。」
《疫起》中還有另一角色與夏正有特殊連結，由薛仕凌飾演的記者「金有中」，兩人從一開始的對立到後來相知相惜，我好奇兩位演員私下的相處，王柏傑大方分享，「他喔，很妙。我們拍攝前不認識，但在拍戲的過程，其實我可能有點進入角色，在片場就會非常討厭他！他就是你們看到的一樣，穿著睡衣，每天在那邊晃來晃去，屁屁的這樣。但我們其他所有人都是，你知道我跟敬驊、婕如一直在緊張狀態，他一個人在那邊飄，那一個月我們都好討厭他喔。但殺青之後就是反而變朋友，我們現在還會約出去喝東西啊幹嘛，他是一個很棒的人。」
覺得從2008年至今，這一路上因為身為演員而經歷最好與最壞的事情是？「最好的就是能在金馬60入圍金馬。」王柏傑輕笑了一聲，「最壞的我覺得，每一個演員一定會經歷低潮，就是沒戲拍的時候。有一陣子我去當兵，又出車禍……」，我於是問他近年最大的轉變是什麼？他坦言「過了30歲之後，步調放比較慢一點，因為身邊的朋友都結婚，有小孩了嘛，所以我覺得跟他們相處，會慢慢被那種家庭的氣氛感染。『我們』現在已經不太出去外面，就是喝東西基本上都在家，他家或他家或我家，整個生活有這樣的改變，但我覺得非常好，很有意思！步調放慢之後，很多事情就看得更透徹，所以好像也不會像以前，這麼衝動，又莽撞之類的。」王柏傑說著「我們」時微笑了，我沒問他當下腦中的畫面是什麼，那是一個對未來有些想像的男人，專屬的浪漫；和《疫起》記錄下每位醫護的微小嚮往一樣，只是平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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