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兩人是怎麼認識的?
陳以文:我們以前在北藝大是差一屆,湘琪在學校也跟我當時的女朋友有一些合作演戲,所以其實在學校就見過認識了;後來是在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湘琪就有參與一部分的工作,我是以幕後工作為主,是從那時後開始比較熟的。
陳湘琪:在學校以文是學長,我是學妹。我是因為他當時的女朋友間接認識他,那真正比較有互動和比較多能夠談話,真的是因為楊導。
ELLE:對楊德昌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陳以文:第一印象我當然覺得是斯文型的人,戴個眼鏡然後瘦瘦的這樣;但後來認識他以後覺得,原來楊德昌有一個強烈的內在放在斯文的外貌下,當然就不講脾氣的部分也放在強烈的內在。
陳湘琪:覺得他很酷,就是一直問我問題,有些問題我一下子也答不出來,我後來才知道他有時候對我滿生氣的,也在想當時他怎麼沒換掉我。
ELLE:受到楊德昌最大的啟發是什麼?
陳以文:楊導當時來我們學校教課,對我來說很多反而是創作上的啟發,就是說即使在不同領域,他講他的創作經驗,是創作這個工作上本身給你的啟發,而不是這個媒材相不相同的關係。
陳湘琪:楊導應該是我拍完「獨立時代」之後,唯一雙手贊成我去美國念書的,他還告訴我說,只要我知道我自己真正喜歡什麼,知道我的興趣在哪裡,就在那個點上去開展。我覺得你第一個遇到的師父是誰,確實是在你的精神和意志裡面,變成你內心的一個決定。
ELLE:對你們而言,楊德昌的電影魅力是什麼?
陳以文:對我而言,我覺得楊德昌的電影拍出一種「人的困惑」。這個困惑有點像自我和這個世界價值觀、想法的矛盾,即使是現在年輕人也在面臨,而楊德昌早在之前就拍出來了。
陳湘琪:我覺得楊德昌很喜歡沿用當時的一些社會事件去放在他的作品裡,所以他的作品不會只是在格局裡面一些小情小愛,是一種時代和事件,他就是很像社會觀察家。
ELLE:現在的台灣電影跟過去有何不一樣?有什麼特色?
陳以文:不是每個電影,都像楊德昌一個導演這樣獨立創作,在當時資金支援跟電影市場也是在西方不是在台灣;現在營收很現實的,就是看你做了這個電影最後會不會回收,還可不可以再做下一部。 現在台灣電影導演我蠻喜歡九把刀的,他的電影可能是比較中二、胡鬧的,但我會覺得那裡面有挑戰跟創意,還有他想表達想說的故事。
陳湘琪: 現在的一些電影,對我而言好像更多的照顧到觀眾喜歡什麼或觀眾想要聽到什麼內容,在考量商業上的考量會更多;可是我覺得楊導就像藝術家,會把心裡面很真實想要說的東西拍出來變成電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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